民老谭家的账本

  用红蓝两色把家里的每一笔收支都记下来,人情支出再划黑线,农民谭业君用这个办法记了7年的账。起初他是想让家里人花钱“有个谱儿”,没想到随着国家一个个惠农政策的到来,这本账竟成了自家种地热情高涨、日子越过越好的见证。

  老谭记账的7年,正是我国农村发生深刻变化的7年。特别是自农村税费改革以来,不仅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被彻底取消,一项又一项利农、惠民的政策更是纷至沓来,其密度之大、实惠之多、影响之深远可谓前所未有。从老谭家账本里收支数字的变化中,我们深切体会到,一个普通农民的小家与共和国这个大家的命运是如此贴近、休戚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老谭家账目的变化,就是中国农民生活的变化;老谭脸上的喜与忧,就是中国农民的喜与忧。

  当前,我国广大农村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型期,客观地说,从根本上促进农民增收,改变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将是一个长远的历史进程。而老谭家账本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也许对今后制定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记者手记

  10月29日凌晨5点,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简称前郭县)达里巴乡四家子村,零下9度的气温已把稻田的泥土冻硬,51岁的谭业君就打着哆嗦开拖拉机下地拉稻子了。

  晚上,忙了一天的老谭仍不忘当着老婆孩子的面,在笔记本上记下当天的家庭收支:

  29/10,拉地买火腿肠6元、饮料35元,焊打稻机6元,买黄纸10元,鸡蛋20元。共77元。

  一个红色塑料皮的工作日记本、一个大32开的蓝皮笔记本,两本有些破旧、泛黄、密密麻麻写了274页的账本上,记录着这个普通庄户人家2001年1月1日至今的40多万项收支——大到卖7万斤水稻,小到买袋盐。

  老谭个子不高,一双微眯的眼睛常像含着笑意,花3块钱理的小平头上,隐约可见丝丝白发。长期的劳作已把他的手指磨得又粗又硬、满是老茧和裂口,拿笔写字也显得很用力。

  “当初记这个账只是为了给孩子们一个说法”,老谭实话实说,“我家上有老母亲,下有三个孩子,人多花销大,前些年根本剩不下钱。2001年大儿子就要初中毕业参加劳动了,要是问我‘咱家卖了这么多稻子了,是不是给我盖个房啊’可咋办?有了账,钱为什么剩不下,我可以给他们一个交代,家里花钱也能有个谱儿。”

  老谭记账有他自己独特的方式:红色代表收入,蓝色代表支出,其中加黑色下划线的则是人情支出;每一页的右上和右下,还分别标着上页结余和本页结转数额,家里历年存下多少钱还是落了多少“饥荒”,一目了然。

  最初那两三年,账本里多数页的余额都是“付”(应为“负”——记者注)数,最多到负2.4万多。老谭说,那时候收入少,欠了账真是着急。多亏后来政策越来越好,家里种地越来越多,手中有粮就不慌了,虽说有些时候还得借钱花,可欠的钱秋后卖笔粮就能填上,还能剩钱,这叫“周转”。这记账的心情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老谭记账的事前不久才公开——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的同志来四家子这个定点联系村调研,在与农户聊起收入情况时,老谭挤进去说,“现在农民有吃有喝,不过挣钱还不够多,我家都记着账呢——绝对没有假账!”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是吉林省惟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位于吉林省西北部,松花江和嫩江交汇处,幅员面积690平方公里,人口57万,其中42.6万为农业人口。全县有耕地320万亩,林地240万亩,草地270万亩,还有90万亩水面——著名的淡水湖查干湖,前一段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圣水湖畔》就是取材和拍摄于此。

  “郭尔罗斯”是蒙语,有“江岸”的意思,“前”指“南方”,前郭位于松花江南岸,是蒙语里的“江南”。

  前郭是全国第六大产粮基地县,第一产业产值占全县地方生产总值的42%。2006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3935元,位列全省第四,比上年增长11%。

  四家子村地处松花江灌溉流域的前郭灌区,人口1872人,全村耕地面积为1100公顷,人均约8.8亩,全部为水田,是一个以水稻种植为支柱、产业比较单一的农业村。2006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5300元,高于全国的3587元和吉林省的3641元。

  注:①各年度种粮收入系当年所产粮食其后(主要是在第二年)历次销售的收入汇总;

  ②2003年和2006年人情收礼收入数额较大,系大儿子订婚、结婚收礼所致;

  ③2003年和2006年赡养老人及其他项支出数额较大,系大儿子订婚及结婚过礼、办喜事花销较大所致;

  ④2006年生产支出中,含包地租金(24963元)、拉土开荒(4300元)、修建育秧大棚(5862元)、购买脱粒机(5412元)等一次性大额开支,其中的生产积累性投入未进行摊销。

  谭业君这几年也渐渐习惯像父亲当年那样背着手走路了。不过,与父亲不同的是,他总是步履轻快,而且腰板挺直,微微仰起的脸上常有舒展的笑容。

  “他发愁的时候过去了,现在可缓过劲来了。”四家子村老支书王贵很理解老谭的状态。

  见到领记者前来的乡村干部,老谭忙不迭地招呼道:“欢迎欢迎!上炕里,炕里坐!”

  “上炕里是咱东北农家待客的最高礼节”,王贵很是感慨地说,“以前我们干部可享受不了这待遇,别说炕里了,能让咱上炕就不孬,经常是连门都不让进。”

  话音未落,老谭就笑嘻嘻地补了两句:“那是,那时候(我)见了干部就想躲。他们一般都是来要钱的。现在翻个了,干部一来,不是送票子就是送政策,谁家见了干部都喜。”

  老谭的账本里有2001-2003年他家和村里的往来账,上面除了每年2000多元的水电费外,还有合同款、农业税、水电费利息、防雹炮弹款、按劳摊款、各类工程摊款、选举人工费等项目。谭家承包了2.35垧(1垧=1公顷=15亩),35亩多土地,2001年的各项税费负担达到1726元,人均288元。

  这一年,老谭还抓阄种上了村里轮转包租的半垧预留地(租期一年,租金1100元),再加上自家开荒,总种地面积已超过3垧。可扣除各项生产生活开销,仍落下5470元的“饥荒”。(见我们根据老谭的账本记录分类整理而成的表1)

  2002年,吉林省在全省范围铺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取消了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全省农民人均减负40元。谭家这一年减负342元。

  真正让老谭激动的还不是少交这342块钱,而是改革规范了农村税费制度,彻底堵死了乱收费的口子,包多少田,交多少钱,其他一概不用管,农民种田再也没有后顾之忧。

  “(这相当于)政府给每块地定了个实价,这么一来,要包别人的地,价格就好谈了。”老谭告诉记者,邻村灯笼山是个朝鲜族聚居村,村民大多外出(其中多数去韩国)打工“挣大钱去了”,自己一直眼热那些撂荒的耕地,可就是不敢包,怕七摊八派地种了蚀本。

  老谭至今还后悔自己在机遇面前的犹豫:“村里老刘家就见机得早,2002年一下子包了好多地,真就发了。全村最漂亮的新房子——那个用彩钢做屋顶、上头有太阳能(热水器)的就是他家。”

  “2003年初,我一咬牙花6000块钱包下了朝鲜族金老五的两垧水田,还有生以来头一回从信用社贷款2000元来种这些地,当年就让家里扭亏为盈,净挣两万多。”老谭说得脸上放光,“原来说定的是包地费(卖粮)后付,2003年底,我就连2004年续包的6900元一块儿给了——不给不行,俺村的人都抢着包地了。”

  彻底激发村民种地热情的是一个天大的喜讯——2004年,国家在黑龙江、吉林二省率先免征农业税,从此,税费负担从吉林1500万农民身上、从老谭的账本上彻底消失。全村人敲锣打鼓放鞭炮,比过年还喜庆……

  “这几千年的皇粮国税一下子让咱们党给免了,这是祖祖辈辈想都没敢想的大好事啊!”身为“群众”的老谭说到“咱们党”时,声调不知不觉地提高了些。

  2006年,老谭又在灯笼山村包下了1.2垧水田,加上抓阄种上了村里轮转包租的9亩预留地(种两年,租金3563元),总种田数达到118亩,仅种粮一项就收入127293元,是2002年的2.68倍,年均增幅达到42%。

  “这几年家里添置了不少东西,大小子也顺当儿地成亲了,今年该花的钱基本都花完了,也就存下了5万来块钱。刚收的新稻子还能卖个9万多块钱吧。”拍着账本,老谭轻轻一笑,似乎意犹未尽。

  我国从2000年3月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6年就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与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全国农民减负总额约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元。中央财政在改革7年间累计安排农村税费改革专项补助约2610亿元。各地财政也加大了对乡村两级的补助力度,7年间安排资金近千亿元。

  如今种粮不交税,国家还给补贴,农民要不好好种地,对不起自己的家,也对不起党和国家的这份心意。

  12/6,种(金老五的)地第一次直补300(元),(自己分得)150元;

  “这是我这辈子头一回从国家领钱!”老谭说他当时乐得不知念叨了多少回“天上掉馅饼”。这一年,他自家的承包地领到了良种补贴411元,种粮直补1097元。“那时候谁也没想到国家白给钱,所以包给我地的金老五得的两项补贴也分了我一半,664元——就这一回,以后外包地上的补贴都归人家了。我自家开出来的荒地以前没给国家做过贡献(交税费),不享受补贴也是应该的。”

  老谭打心眼儿里觉着政府和农民越来越贴心了。国家这“红包”不仅年年给,还越来越鼓了。去年自己正愁柴油、农资又涨价的时候,国家又发来了农资综合直补,自家得了344元,今年7月30日又领到了700块钱。“今年政府把补贴给发到存折上,不用干部挨家挨户送发货票子(领款凭证)了,我们也不用一趟趟上乡里领钱了。”老谭攥着今年6月刚办的“直补款”存折,兴奋地说。

  由于2004年取消了农业税,谭家每亩承包地的税费负担平均减少约49元,平均每亩地得到的补贴还有67元,这一减一增,使谭家每年增加收入近4000元。

  “国家知道咱种地农民的难处,不愿意让咱受穷,还出了好政策,让粮价也涨上去了。而且现在卖粮一点都不难了,随时都能卖,村里兴起了好几家粮食加工厂,外地来的粮贩子也不少,谁给的价高就卖给谁,再不用像以前那样半夜起来排队、央求粮站收粮了。”老谭虽然不清楚2004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但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粮食收购放开带来的市场繁荣、粮价回升、农民增收等等好处。

  老谭专门拉了个历年种粮收入的单子,其间粮价稳步上升的轨迹清晰可辨:每斤水稻的价格从2003年的0.48元逐步拉升到2004年的0.60元、2005年的0.81元和2006年0.98元,今年也基本稳定在0.90元左右。如果不是2005年遭遇稻瘟病减产严重,谭家的种粮收入将是连续三年超10万元——“我是从大集体时代过来的人,遭过那挣一年工分还要倒贴钱的罪。现在种地挣钱多了,多种多挣钱,谁还不积极?”

  在谭家的账本中,只有2004年有1341元的打工收入,老谭说,那是他利用农闲的时候到村里的粮食加工厂干活挣的。“以前我都没叫孩子出去打过工,现在更不会了。种地不比打工挣钱少。如今种粮不交税,国家还给补贴,农民要不好好种地,对不起自己的家,也对不起党和国家的这份心意。”老谭的心中也有本账。

  2004年,国家改革了粮食流通体制,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2004-2007年,全国累计发放粮食直补资金541亿元。

  2002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实施东北高油大豆良种补贴,这是我国第一个直接对农民的生产性补贴。从2003年起,补贴品种又陆续扩大到优质专用小麦、水稻、玉米、棉花和油菜。补贴资金由2002年的1亿元,提高到2007年的65.7亿元;良种推广面积由2002年的1000万亩,增加到2007年的5.88亿亩;受益农户由2002年的53万户扩大到2006年的5800多万户。

  2004年,国家出台了对农民购置农机具的补贴政策。到2007年,公共财政安排的该项补贴资金规模已经从2004年的7000万元增加到20亿元,补贴区域覆盖全国1700多个农业县。

  2006年,中央财政安排120亿元资金,实施农资综合直补。2007年中央财政新增156亿元补贴资金,使农资综合直补达到276亿元。

  农民种地就和生意人做买卖一样,算一下投进去的钱能挣回来,还能余钱,值,就干!

  去年底大儿子谭震成亲,确实没向老谭要新房。这可不是账本的“功劳”,而是因为老谭有了更有说服力的理由——

  手头有了钱最想干什么?老谭毫不犹豫地回答:“多包地,多种粮,挣更多的钱!”

  现在想包地可难了。四家子村村民已经在周边村包了300多垧地,灯笼山村147垧地,已经被四家子村包了快100垧了。今年,大儿子分家另过,老谭的种地总数减至5.9垧,他想多包地,但没包到。

  包地有竞争,粮价又攀升,已拉动包地价格飞速上涨。老谭的账本上清清楚楚地记着:2005年一垧地的租金已蹿至5600元,2006年再升至6500元,今年更是达到7300元,是2003年的2.1倍。去年谭家包地总费用接近2.5万元,仅包地一项,就让谭家亩均生产成本增加了212元。

  老谭早把这账算清了:种一垧二等水田,正常年景年产稻谷2万斤左右,按每斤9毛钱算,毛收入1.8万元,扣去四五千元的生产成本和七千来块的包地费,至少还能挣个三四千元。自家的地,一垧挣个万把块钱,那是稳当儿的。平均一垧也能挣个七八千元。(见表2)

  注:①人均纯收入=(家庭全年总收入-转移性收入-变卖财物收入-家庭生产费用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税费支出)/家庭常住人口;

  ②本表为据谭家历年收支统计而成,未核算谭家自用粮和未出栏禽畜等收入值,也未对生产性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农民种地就和生意人做买卖一样,算一下投进去的钱能挣回来,还能余钱,值,就干!”老谭坐在炕头上喜滋滋地说,“种地能挣钱,我们就不累。”

  外包地的价格上升也并非坏事,它突显了土地的资产价值,这只市场的手正悄悄地改变着农村的经济结构。前郭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吴景和告诉记者,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民种田收益低,土地流转少。免除农业税费后,农民纷纷回家种田,因为相对于种一垧水田1万多元的纯收入,非技术性务工出力一年挣7000多元实在太少。土地流转若能取得适当的资产收益,农民与土地的血肉联系变成资产纽带,将会重新促使一些有能力的农户外出务工经商,或是离土不离乡,改行搞养殖。种地规模化,收入多样化,农村才有希望。

  据了解,四家子村还不算种地最多的,该县的黎明村自己有1200垧地,又外包了1000多垧,有的农户种地总数已超过100垧,一年挣几十万元没问题。

  谭家最值钱的“三大件”都跟种田有关:1999年花1万块钱买的旧手扶拖拉机就停在屋门口,后院搁着去年自己出5412元和两家亲戚合买的脱粒机,前院里这排整齐的铁架子,安上铁管,盖上农膜,就是育秧大棚——去年投5862元建的。

  “这小四轮可给我家出了大力了,光算拉土、插秧就早把本钱省出来了。”老谭拍着锈迹斑斑的手扶拖拉机,话语里透着亲切。那台脱粒机功率不到40马力,虽说没能享受国家补贴,可脱粒打场变得既省力又安全。这育秧大棚更不简单,有了它,秧苗出得多,长得壮,增产有保障。

  投钱种好田,土里刨金蛋——只要能多打粮、多挣钱,投再多的钱,老谭也舍得。

  “老谭种地是真下本儿。”老支书王贵由衷地夸奖道。1997年二轮承包抓阄,老谭手“臭”,全村最次的那块靠河堤的涝洼地被他抓了。那9亩多地连三等都够不上,平时泛盐碱,一下雨就淹,积水最深的地方能没腰。产量上不去不说,光是在那烂泥地里收割、背稻子就愁死人,可以说不要钱都没人愿意种。他愣花10年时间把它给垫平了,现在至少是二级地了。”

  “那时候的苦都没法提了。”老谭叹着气说,分到地那会儿,家里三天没烧火,愁得没心思吃饭。从1998年到今年初,每年冬天农闲时节,老谭一家都要起早贪黑地去拉土垫地,前前后后拉土足有1万立方米,把一座土山都挖成了平地,光是雇人、雇车的费用就花了两万多元——其中有1.3万元还是2005、2006两年“有钱的时候”才花的。

  “有一年整地的时候下了雪,儿子不小心摔了一跤,全身上下都让泥糊住了。大冬天的,老谭穿的棉背心都让汗给湿透了,晚上回来在炕头上放一宿都没干透,”说起全家人为这几亩涝洼地吃的苦受的累,刘淑兰仍是一脸的心疼。

  如今,谭家不仅垫好了那9亩地,还把周边的荒沟泥塘都整成了良田,总面积扩展到一垧半(约23亩)。“以前那地种出来的稻苗都灰呛呛的,一垧地最多能产5000斤,收的稻子还带泥,粮站都不收,挣的还不如赔的多。现在我给孩子留下的可是块好地了,一垧至少能产18000斤,以后20年(的承包期)就可以享福了。”老谭颇为欣慰地说,刚开始垫地家里人还反对,怕花钱,现在看忒值了。种田是个实在活,没有付出,哪有回报?

  老谭也和其他农民一样,热心于改进种植技术,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他知道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所以特别注意借助“外脑”提升自己种田的技术含量。早在县里推行免费测土配方施肥两年前,2004年4月,老谭就自己掏了128元钱给自家的承包地测土配方。平时只要听说有农业专家讲课,他都要赶去听听。去年1月9日,老谭带儿子谭鹏去长春看病时,还专门到书店买了一本水稻种植技术的书——这13元是他自己多年来第一笔买书开支。

  “专家的话不能不听,可也不能全部照搬,种好田也得理论结合实际。”老谭说,对专家推荐的新良种、新技术,自己一般都要先拿几亩田做试验,觉得合适再推广。这从账本上也可以看出来,如最初的记录往往只是“到公主岭买稻种XXX元”,2003年以后,老谭把稻种的名字也写得一清二楚,一次三四种,年年有不同。这不,省农大和农科院今年刚推出的新品种,他就买来种了。

  老谭对于农活很是较真。在自家一块刚收割的稻田里,老谭夫妇把沉甸甸的稻捆交叉码成了便于搬运的“X”型长列。当别人提议把稻捆堆高些,好拍出“丰收景象”时,老谭坚决不干,绷着脸说:“我可不能让人见了照片,说我老谭不会干活!”

  今年秋收,老谭雇了联合收割机,只用3个多小时,就把1.2垧水稻变成了金灿灿的“谷山”。

  “用机器收割,真是既省劲又省钱。”老谭一脸信服地说,以往自家动手割,一垧地最快也得割10天,还把人累个贼死。雇人的线元,脱粒、打场还得花钱。机器一次性就把这套活全干完了,收得又快又好,一垧才要900块钱,太合算了。

  “农民干一天不如机器转一圈,要当新农民,就得会享科技的福。”老谭感叹道。

  “你还有那么多地——”没等记者问完,老谭就抢着说:“现在用机器根本排不上号!村里的收割机这两年已增加到了18台,仍只能保证不到四成的机收面积。买收割机的那几家,天天给人家包活,自家的地都只能夜里割。”

  去年村里有三家合买了台18万元的联合收割机,扣除政府给的30%的农机补贴,实际只花了12万元。“机器下地一转(收割),当天钱就进兜。一天差不多能挣2000块。这半个来月的收割期,怎么也得落下3万来块。”老谭毫不掩饰自己的羡慕,“谁家买了大农机,邻家都(羡慕)得吧嗒嘴。”

  攒钱买农机,早买早受益,这是村里农机大户姜龙的经验之谈。与老谭同岁的姜龙2002年就东挪西借凑了4万多元买了台旧的大型拖拉机,靠给人推土、耙地,几乎当年就收回了成本。2004年以来,他又抓住国家发放农机具购置补贴的良机,接连投入17万多元,买了一部收割机和一部可插秧、翻地、收割的多用途拖拉机,服务范围已扩展到周边各村,两部机器一年能净赚5万多元。如今,家里的旧房子顾不上翻新,老姜又琢磨着买台20万元的日本进口联合收割机了。

  吴景和副县长对近年来农民生产性投入积极性的高涨深有体会。去年全县农民贷款和自筹用于种养业、三产的投入高达8.3亿元,相当于农村经济总收入(含务工经商收入)48.8亿元的1/6。全县的农机具购置补贴去年增至1190万元,没想到还是不够花的,农民自筹了近5000万元买农机,享受补贴的那些机器十来天就被抢光了。

  “农机不怕多,谁的服务好,农民就用谁的,要靠信誉挣钱。”姜龙对未来很有信心。

  谭家的账本上没有自家农机外包服务的收入。“村里的小四轮、打稻机啥的已经相当普及,基本都是自家用。如果能买上联合收割机,这些差不多就该淘汰了。”老谭盯着干部们,很热切地说,“要是国家补贴的幅度再大点儿,咱也买上一台(大型农机具)。”

  “我们的农民自尊心强,啥事都想不求人,更不想低人一头。小农机主要是自买自用,绝大部分时间都被闲置。”长期研究农业问题的吴景和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政府有必要在农机结构合理化和提高使用效益上做出有力的引导。”他告诉记者,今年,中央财政分配给吉林的农机补贴是全国最多的,达到2.17亿元。省里把前郭定为四个农业全程机械化试点县之一,决定三年拿出1个亿,把购机补贴幅度提高到50%,专项扶持一批农机大户和两个农机合作社配齐农机,上规模、上档次,扩展服务空间,力争实现从翻地、插秧到中耕、收割全程的机械化大提速。

  本指望早买农机早赚钱的老谭听了这消息感到有点失落,但也有些欣慰:“不管咋说,早点实现全程机械化服务,我们种田就轻松愉快了。”

  前郭县城四周的马路边已兴起了数个农机大市场,冬日的暖阳下,一排排新机器溢彩流光,像接受检阅的战士,即将奔向现代农业的战场……

  老谭账记得细,可人并不“抠”。除了添置各种“大件”,一般的家庭开销他从不管制。

  “小儿子今年18岁,闺女20,都成人了,账在那里明摆着,都知道量力而行,不会乱花钱。再说,钱也不是牙缝里省出来的,挣钱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该花不花也不对,是不?”老谭的眼神里流露出自信。

  这几年生活越来越好了,家里买的衣服、家用电器越来越多,连以前没想过的保健品、护肤品也开始享用了

  “7/1,买一代(袋)梨14元,二合(盒)香7元,香焦(蕉)、桔子34元……谭鹏看手拍片15元,车费25元,糖葫芦5元,洗澡26元,修脚10元,给谭震交50元线日老谭和小儿子谭鹏上前郭的一天花销。老谭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因为这样的消费已渐渐成了家庭生活的常态。

  随着收入的增加,7年来谭家的消费结构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一些变化:食品支出虽然基本保持稳定,但食品结构已经悄然改变。各类肉食、水果的支出在账本上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偶尔还会买点海鲜、葡萄酒换换口味,再也不用像2003年以前那样逢年过节才“打牙祭”了。儿女平时买些“不压饿”的零食,老谭也不反对,自己一时兴起,还会买串糖葫芦尝尝呢。

  另一个显见的变化是,谭家的生活消费支出在2003年开始出现大幅增长,2003年至2006年平均增幅为32%。同期,谭家的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生活状况已由温饱阶段进入到比较富裕阶段。(见表3)

  老谭弄不懂这个“恩什么数”,可他觉得富裕就该是花钱不愁,生活够档次,而自己家实在还差得远。这几年生活支出增加主要是购买服装、家用电器等“填补空白”的支出闹的。除了2003年买的海尔冰箱和三年来陆续给孩子们买的手机算得上名牌,其他的消费基本上和“精品”沾不上边。

  不过,账本里的一笔笔明细支出告诉我们,谭家的生活消费的确比以前“大方”多了:以往买衣服很少过百元,现在每人都有了好几件一二百元的衣服。老谭去年1月还给自己买了件278元的毛衣,那几乎是除了大儿子的结婚礼服外最贵的衣服了。

  衣着俏丽的女儿谭丽乐呵呵地对我们说:“这几年生活越来越好了,家里买的衣服、家用电器越来越多,连以前没想过的保健品、护肤品也开始享用了。”

  2004年以来,每到年初农闲时节,老谭都要到前郭县城去逛逛,除了大包小包地购物,还要到浴池去泡个澡,修修脚,放松一下。赶上买的东西多,或是带着孩子,就像2006年1月这次似的坐出租车回来。“打车25块钱就能送到家门口,两个人坐公共汽车还得花十几块钱呢,不差那几个钱,图个方便。平时我们村的人打车也不少。”老谭说。

  谭家的三间瓦房在村里只属于中等水平,可里里外外收拾得很干净,一面约两米见方的无边大镜子上还挂着塑料藤花。家里前年刚做了内装修,铺了瓷砖刷了漆,老谭琢磨着以后还得买个太阳能热水器,能在家洗澡就好了。

  随着收入的提高,谭家的人情支出标准也水涨船高,从2001年时的一次三五十元逐步提升到现在的一二百元。名目也不少,不光是红白喜事要随礼,孩子出生老人做寿还有亲友伤病都要掏钱。礼金总额也越来越大,而且增长较快。2006年人情支出高达7100元,6年来年均增加44%,成为家庭支出中一大负担。

  “人情往来是咱农村的习惯。”老谭虽然也希望减少人情送礼,但并不觉得这该取消。农村社会就这么小的圈子,乡里乡亲的,互相帮衬着点也应当。大家也借这个机会多走动走动,加深感情。2005年老谭的妻子和儿子患病,乡亲们就送来2900元,真是救了急。

  老谭挺在意村里的和谐气氛。“我年轻时候还挺爱唱个歌啥的,现在村里没人组织这些热闹活动,也没有场地,戏班子一年也盼不来一回。除了在家看电视,哪儿还有啥乐头?”

  谭家7年的账目里,只有两笔文化娱乐开支:一是2005年7月,一家杂技班子来村里演出,老谭全家去看,花了10元钱;再就是去年11月,给岳母祝寿,亲戚朋友一群人进城看戏,老谭掏了100元。

  “以后就会好了。”王贵告诉记者,村里掏钱给大伙接通的闭路电视很快就能安装到位了,村中还平整出了一块地,准备招商建设“奥林匹克文化广场”——“让咱农民也过过休闲的生活。”

  老谭家客厅的柜子上摆着个大玻璃瓶,里面泡着红枣、枸杞和一些药材。刘淑兰说,那是按别人给的偏方泡的药酒,据说可以治老谭的风湿痛,“他平时不喝酒,每回感觉关节疼了就喝一杯,管点儿事。”

  在谭家的账本上,购物时捎带着买点便宜药是常有的事。“看病花钱越来越多,看个感冒就二三百元,受不了。咱也没啥大碍,就吃点药顶着。”老谭说,近年来家里的医药费开销越来越大,2005年达到3013元,相当于当年生活消费支出的1/4。2006年村里号召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时,谭家早早就把每口人的10元钱交上了。当年全家只有老谭做胃镜享受了合作医疗报销,花了150元,报销45元,村医还给报了8块钱。今年村里替大伙出了那10元钱,全村参合率达到100%。

  “让农民看得起病,这可是办了大事。”老谭对这个制度很是在意:过去村民住院交不起钱,被迫停药、出院的事太多了。如今村民得了重病住院,花两万国家就能给报1万块钱的医药费,两万以上的开销,大病救助还能二次报销最多1万块钱,这要搁到过去哪敢想?

  村医宁显辉的家就是乡里选拔确定的合作医疗定点卫生所。他刚从村民家里巡诊回来不一会儿,就有三位村民来问诊、买药。“有了新农合以后,村民就医用药确实增加了。有时候只是觉得有点不得劲也过来让我听听(听诊)。我这里按规定可以给每位村民一年报销8块钱。村民来拿药我就少收8块钱,县合作医疗办审核认为我开方用药合理,再把这8块钱拨给我。上级不给我工资和经费,全靠自己取信于民,才能挣钱。药监、卫生部门每年都来查几次账,药价虚高要受处罚的。”

  35岁的小宁出身于行医世家,卫生学校毕业以来,已经考取了乡医证、全科医生证和助理医师证。“去年正赶上省里的‘一村一个大学生’的好政策,我考进了长春中医药大学,可以利用5个寒暑假学出个大专文凭——学费都是政府给报,非常好。这样我就能更好地给乡亲们服务了。”

  不过,老谭现在还是经常自己买药吃,原因是到医院看病开药还是价格高,小病小灾的,刚够合作医疗报销的起付线,报得不多,手续不少,有时还不如买药省钱省事。宁显辉则反映,乡卫生院报销比例虽高,可由于医疗条件还比较差,农民看大病大都还要去县城、省城。希望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医疗服务和医药费用的监管,适当提高报销比例,特别是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提高他们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农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教育问题是老谭心中的一块“痛处”。他家三个孩子都是初中毕业就回家务农了。“我自己就没上够学,五年级还没毕业就被父亲叫回来干活了。我这仨孩子没赶上现在这免费上学的好时候,那时,上学花钱多不说,咱这农村学校教学质量也不行,孩子学习成绩都不好……”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学杂费政策受到村民的交口称赞,但村民更盼望让孩子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村里惟一的养猪大户孙长河就把上初二的女儿送进了“赞助费”高昂的油田实验中学,为的就是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老谭现在最盼着能上养老保险。“党的十七大报告也关心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呢。要是国家富了,能帮咱拿一块,农民自己再拿一块,让我们老了能像城里人那样领养老金,能给孩子减轻多少负担啊。咱这小家要是一年比一年好,咱国家不更得一年比一年强。”

  谭家的增收之路并非坦途。2005年的水稻减产,谭业君至今记忆犹新。“那年水稻品种选择的不好,抗病能力差,遇到稻瘟病。光我包的那两垧地就少打了1万多斤粮,减收1万多元。”

  今年,前郭又遭受到几十年未遇的大旱灾,全县绝收面积近4万公顷,种植业直接经济损失10个亿。虽说四家子村靠灌区支持,受灾较轻,可老谭外包的稻田由于没能浇上二茬水,稻米产量和质量都有明显下滑。

  在四家子村,村民们普遍反映,缺资金、少技术、信息服务跟不上、农业基础设施差是大家比较犯愁的问题。

  除了去年大儿子结婚外,每年的生产资料支出都是谭家最大的开销。2003年以来谭家生产总支出增幅明显,年均达到45%,生产成本由每亩316元上升到每亩615元,其中2006年生产支出达到最高,为72522元,比上年增长83%。除去修建育秧大棚(5862元)、购买脱粒机(5412元)等一次性大额开支外,主要原因一是外包土地多了,租金上涨;二是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造成生产成本越来越高,每亩地增加成本约50元。经计算,2005年谭家亩均纯收入由2004年的907元下降至587元,减幅达到35.3%。老谭说:“生产资料价格再这样涨下去,真担心种地挣不到多少钱了。”

  今年9月15日,老谭才卖掉了2006年的最后一批62660斤水稻,这已比往年晚了许多。虽说是赶在了新稻收割前夕,可还是只卖到了0.85元/斤,比起去年初最高时的0.98元/斤来,损失不小。

  “我这些年的水稻总没卖到好价上。”老谭说,农民现在不愁卖粮难了,可闹心的是粮食价格波动大,那价格不能论年算,也不能论天算,简直就是“时价”——价格一天几变都是常事。“咱农民常常是粮价涨了就总觉得还得涨,不愿卖;粮价跌了又恐怕还得跌,急着卖,越卖越跌。”

  其实老谭打心眼里不愿意“惜售”,他和其他农民一样分批卖粮,只是为了稍稍降低市场风险。然而,对于粮价的走势,他一直是“心里没数”,也从来没有什么组织机构为他们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咨询服务。自己一家一户地面对大市场,总担心吃亏,却又无可奈何。“如果能有乡村政府或是合作社给(我们)提供信息或组织卖粮就好了。”老谭叹息说。

  在田间采访时,一辆披着“科技下乡”横幅的面包车开了过来,那是黑龙江某企业的技术人员来推广自己的良种。老谭拉住人家就问起种植技术上的疑难来,说到关键处,还蹲在地头,以手画图,搞清细节。过路的村民也纷纷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参与讨论,田间小路的交通为之堵塞。

  “农技服务还是太少了。”达里巴乡党委书记于营泽感慨说,县里的专家一年才能到村里一两回,讲得都好,可到实践就没人指导了,出了问题干着急,乡里的农技站技术力量差,基本解决不了啥,像老谭这样爱钻研的有时就算个“土专家”了。

  可老谭知道自己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被病虫害逼急了也只有抱着病苗往城里跑,既误工又费事不说,还不知道能不能抱对“佛脚”。

  村民陈伟利说:“现在很多农药化肥的说明书都是外文,我们农民怎么能看懂啊,都是参照以前使用其他农药的标准,不是发挥不了药效就是过量。”大家在施肥、打药的时候,把握不好用量和用法,经常是看别人怎么用自己就怎么用,不过,一旦“打头”的用法不当就可能给全村带来灾难。

  于营泽告诉记者,乡里也希望引进农校的大学生,可现在乡镇进人卡得很死,编制和待遇成为大难题。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到了病虫害高发期,邀请县里的农业技术专家到村里巡回讲课,“也算尽力了。”

  在老谭的账本中,水费支出也较大,一垧地1060元,几乎占到了种田总成本的四分之一。

  “其实种水稻根本用不了这么多水,好多水都是白白浪费损失掉了。”老谭对此痛心而又无奈。据了解,由四家子村负责维修、管护的三级工程共有引、泄水渠600条,总长度近60万延长米,基本上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建的简易土渠,跑冒滴漏现象比较严重。本来放一天水就能灌溉的,现在需要放三天才行,既白白浪费了水资源,又增加了成本,加重了农民负担。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本来浇灌需一天,跑冒滴漏得三天。这边泄渠水哗哗,那边禾苗嗷嗷叫。”

  一提起水渠,村党支部书记王贵就将一个大大的“难”字写在了脸上,按照引、泄渠维修一次一般可以使用两年计算,每年需投入25万元,而目前村集体年收入仅为12万元,“一事一议的话,修渠的事大家都同意,一说拿钱就不行了。”2004年至2006年对水渠进行维修、养护,全村累计投入资金及出工折资100.64万元,村集体为此欠债27.8万元,至今仍无法偿还。

  “水渠淤积破损严重,如果不及时进行维修改造,过不了几年,水田就得变旱田,老百姓的收入就会减少一大半。”王贵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水泥板硬化加固渠道,可是这一工程需要投入一大笔钱,没有上级的支持根本没法办。

  “我们请专家测算过,这渠道硬化后,一垧地的灌溉用水量至少能节省50%,水电费能省530元,全村农民光水电费就能省下近60万元;这还能节约土地呢,原来3米宽的土渠,硬化后只要1.5米宽就够了,600条引泄渠能省下近70垧地,按一亩年收入1万元算,又能挣出70万元,这一进一出就是130万!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把本儿挣回来了,何况,这水泥渠能用几十年呢!”王贵眼中充满了期待……

  “现在咱农民的‘想法’多了,那是因为有奔头,以前哪想到这些。”老谭乐呵呵地说,党和国家给了咱这么多的好政策,咱要不干出个样子来哪行?“最困难的日子都过去了。十七大报告都说了,要让农民更加富裕,肯定又会有更好的政策给农村,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老谭记账的事情传开后,乡经管站专门给他送来了两个标准账本。“明年我就拿新账本记账,记下更多的新事、好事,到时候再请你们来看账,看咱农民生活又有哪些新模样!”站在自家门前的老谭背着手,挺起胸,目光很自然地滑向远方的田野。

  本报记者 朱安明 崔春雨 通讯员 王春播 易赟 隋丽/文 本报记者 余波/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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